近期,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腹部肿瘤科曹丹教授、胰腺外科田伯乐教授联合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赵成建教授团队开展的一项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吉西他滨+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GnP)一线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胰腺导管腺癌(PDAC)的Ib/II期临床研究最新数据在国际著名期刊《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STTT)(IF=40.8)上发表[1],首次揭示了特瑞普利单抗联合GnP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PDAC的差异化疗效与良好的安全性,发现富集了树突状细胞-辅助T细胞-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DC-Th-CTL)免疫功能域及其空间相互作用或为局部晚期或转移性PDAC免疫化疗疗效的强有力的预测因子,有望推动该类难治性肿瘤的个体化治疗策略的发展。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腹部肿瘤科曹丹教授、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赵成建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胰腺外科田伯乐教授为本文共同通讯作者,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腹部肿瘤科成科副教授、李小英博士为本文共同第一作者。
研究背景
PDAC是一种高度致死性的恶性肿瘤,其5年生存率低于10%。化疗在局部晚期或转移性PDAC的综合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指南最常推荐的治疗方案包括GnP和FOLFIRINOX(亚叶酸钙、5-氟尿嘧啶、伊立替康和奥沙利铂)。近年来,以PD-1/PD-L1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疗法,已彻底改变了某些化疗耐药恶性肿瘤的治疗。但由于胰腺肿瘤免疫微环境(TIME)的免疫抑制特性,免疫治疗的疗效仍然有限,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以实现协同抗肿瘤作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值得进一步验证。此外,寻找能够预测PDAC患者对免疫及联合化疗治疗应答的生物标志物以鉴别优势人群,进行个体化治疗从而改善患者生存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研究设计
该研究是一项前瞻性、单中心、开放标签、Ib/IIa期临床研究(ChiCTR2000032293),纳入既往未接受过全身治疗、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为0-2分、经组织学证实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PDAC患者,接受特瑞普利单抗(240 mg,iv,d1)联合吉西他滨(1000 mg/m2,d1、8)、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125 mg/m2,d1、8)治疗,每21天为一个周期,治疗6周期之后,根据临床评估,选择后续治疗(包括特瑞普利单抗维持治疗或继续原方案治疗),直至疾病进展或出现不可耐受的毒性。研究主要终点为安全性和总生存期(OS),关键次要终点包括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无进展生存期(PFS)和缓解持续时间(DoR)等,同时探索了包括PD-L1表达、基因型、细胞因子水平和TIME的空间特征在内的免疫相关生物标志物以发现有价值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
研究结果
患者入组情况及基线特征
自2020年4月26日至2022年9月8日,研究共入组72例患者(Ib期18例,II期54例),所有患者接受了至少1个周期的特瑞普利单抗联合GnP方案一线治疗并纳入疗效和安全性分析。入组患者的中位年龄57岁,52.8%的患者为男性,20例(27.8%)患者复发前曾行根治性胰腺切除术;43例(59.7%)患者原发灶+转移灶≥3个,56例(77.8%)患者CA19-9水平升高(CA19-9≥37 U/mL)。截至2024年4月30日,中位随访时间为9.25个月。
疗效数据:差异化的疗效提示探索基于生物标志物的选择策略的必要性
研究对所有患者的疗效分析显示,ORR为33.3%,DCR为90.3%(图1)。中位PFS为5.6个月(95%CI:4.9-6.8个月)。中位OS为8.9个月(95%CI: 7.3-11.0个月),1年OS率为31.9%。该研究作为首个评估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化疗一线治疗晚期PDAC的前瞻性临床研究,其结果与其他ICI 联用化疗治疗PDAC的I/II期研究结果相似,提示有必要进行基于生物标志物的选择策略探索以筛选优势人群,指导个体化精准治疗。
亚组分析显示,与发生肝转移的患者相比,无肝转移患者的ORR显著更高(25.5% vs. 52.4%,p=0.03)。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ECOG评分为0分、病灶少于3个、仅淋巴结转移、客观缓解(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或无肝转移的患者是中位PFS和OS延长的重要预测因素。多变量回归分析显示,肝转移状态、化疗周期数和维持治疗是PFS的独立预测因素,基线CA 19-9水平和维持治疗是OS的独立预测因素。
图1. 治疗应答瀑布图
生物标志物分析:DC-Th-CTL空间相互作用是治疗应答和生存的主要预测因子
研究人员首先对患者的治疗前肿瘤样本进行了下一代测序(NGS)分析,结果发现,常见基因突变特征(如:KRAS、TP53等)与患者临床获益无相关性。同时,肿瘤突变负荷(TMB)与PFS或OS无显著相关性。进一步对PD-L1表达状态进行分析显示,PD-L1高表达(TPS≥5%或CPS≥5)患者较PD-L1低表达(TPS <5%或CPS<5)患者的ORR更优(56.3% vs. 25.0%,p=0.03),但生存分析显示两组患者的PFS和OS无显著差异,提示PD-L1表达并不能有效区分应答者和非应答者。此外,通过对治疗前和治疗后的血清细胞因子的检测发现,基线血清IL-8水平可能是接受免疫联合化疗治疗的PDAC患者治疗反应的预测生物标志物,基线IL-8低水平患者的治疗反应更好、生存期更长。
同时,研究基于CmTSA染色技术分析了肿瘤免疫微环境中的细胞成分,揭示了这些细胞间的空间结构对疗效的预测作用,首次发现富集了DC-Th-CTL免疫功能域及其空间相互作用可作为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主要疗效预测因子(对于应答者和非应答者,ROC曲线下面积(AUC)均值相似,均为0.8,表明免疫细胞及其相互作用显著影响治疗反应)。此外,研究人员还分析了DC-Th-CTL相互作用与PDAC患者(n=47)的PFS和OS之间的关系。在OS(≥9.3个月)和PFS(≥6.1个月)较长的患者中,关键免疫细胞与Th和DCs之间的细胞间相互作用强度更高。预测模型在区分OS和PFS的长短方面表现出了优异的性能,AUC均值分别为OS 0.77和PFS 0.79(图2)。该发现证明了DC在预测PDAC患者治疗反应和生存结局中的主导作用,揭示了DC作为免疫应答的关键因素和优化免疫治疗策略的潜力,有望推动PDAC患者个体化精准治疗策略的进一步发展。
图2. DCs及其与CTL和Th的相互作用是治疗应答的主要预测因子
安全性良好,3/4级TRAE通常较为短暂且未观察到4级irAE
安全性方面,与既往报道相似,未发现新的安全信号。所有患者均发生了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38例患者(52.8%)发生3/4级TRAE,通常较为短暂,其中最常见的是中性粒细胞减少(15.3%)、贫血(13.9%)、白细胞减少(8.3%)、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8.3%)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6.9%)。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主要为1-2级,研究未观察到4级irAE或治疗相关死亡事件。
研究结论
综上,本研究结果显示该联合疗法在局部晚期或转移性PDAC患者中表现出可接受的耐受性和差异化的疗效,为PDAC这类致死率较高的恶性肿瘤的治疗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结合患者生物样本进行了以肿瘤免疫微环境为主的疗效预测标志物的探索,提示DCs及其与CTL和Th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治疗疗效的主要预测因子,这一发现有望推动PDAC患者个体化治疗策略的发展,助力患者精准获益。
Cheng K, Li X, Lv W, et al. Spatial interactions of immune cells as potential predictors to efficacy of toripalimab plus chemotherapy in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a phase Ib/II trial.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4 Nov 25;9(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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